把薇依这部非凡之作公之于世，我深感痛苦。至此为止，我一直仅同几位友人分享着认识她本人和她的思想的快乐，而今天，一种披露家庭秘密的苦涩油然而生。唯一使我得以的是：这种公开造成的对神明没办法避免的亵渎，会使她的见证遇到某些知音。

  对于我来说，更为艰难的，是为了“引介”这部作品，我不得不附带谈到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隐私（secretum meum mi-hi）：那么多的当代作家丧失廉耻，热衷自传和忏悔，习惯于把读者引入已荡然无存的内心机密的最后角落，这始终令我震惊不已。可是，即使为说明我本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之首的原因，我也应把使我认识真正的薇依这个人的特殊境遇作个交代，正是这种特殊的境遇使我今天有此荣幸向世人介绍薇依的思想。

  1941年6月，我收到当时住在马赛的一位多明我会的友人贝林（R.P.Perrin）神甫的来信，这封信我没有留存，内容大体如下：“我在此结识了一位犹太姑娘，她获得中学、大学哲学教师资格，并且是一名极的活动分子，她被最近公布的法令开除出了学校，她想当一名女雇工，在乡下干一些活儿。我认为，这样体验生活得有人照管，您若能接待这位姑娘，我将很高兴。”

  对这封来信，我的确有所顾虑。多亏上帝，我毫无先天的反犹倾向，然而，我从实际经验中了解的犹太人气质的优缺点同我本人的气质并不相合，尤其与共同生活的要求不相合。我的基本反应与一名极的活动分子也极不相同。再者，我对一位获得中学、大学哲学教师资格的人颇有戒心。至于那些难以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的知识分子，我对他们相当了解（只有个别除外），他们属于充满幻想的一类人，一般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都很糟糕。因此，我最初的反应是持否定态度，但我又不愿拒绝朋友的请求，不愿拒绝命运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安排的灵魂，又由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慢慢的开始，犹太人头上的阴云已经弥漫，由此产生的同情，特别是某种好奇，使我改变了初衷。

  几天后薇依来到我家。最初的交谈诚恳但很艰难。我们实际上毫无一致看法。她谈起来没完没了，语气坚定但很生硬，这种漫无边际的交谈使我精疲力竭。为应付她，我需保持耐心和礼貌。由于一同生活的这种特殊条件，我渐渐发现，她性格中那令人难以接受的方面并不是她深刻本质的表现，而只是极少地体现了她的外在的和社会的自我。

  在她身上，存在和显现的位置互相颠倒了：与大多数人相反，在亲近的氛围中，她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她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自发性，使她性格中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外在化，而要体现出自身更好的东西则要消耗时间，需要情感和克制羞怯。当时，她正向基督教敞开心扉，通身散发着神秘主义的气味：我从未见过有人像她那样熟悉宗教神秘主义。“超自然”一词从来就没像在与她的交谈中那样富有现实感。

  这样的神秘主义同那些并不表示个人态度的宗教思辨——这往往是关注宗教的知识分子的唯一表现——毫无相同之处。她了解，她经历着“知”和“以全部心灵去知”之间令人绝望的距离，她的生命除了消除这段间距之外别无他求。我目睹了她生活的每时每日，以至于不可能对她精神天职的这种真实性存有任何怀疑：她的信念、她的自我超越体现在她的一切行为之中。虽然有时脱离实际，令人不知所措，但始终是绝对地慷慨大度。在我们这残缺不全的时代，薇依的苦行主义可能使人觉得太过分，用布洛瓦（Leon Bloy）的话说，“基督徒们有节制地趋向殉教”（事实上，中世纪某些圣人怪癖的悔罪在今天又会引起何种轰动?）。她感情上的激昂并不因此不纯洁，而且，在她的苦修与内心生活之间并无任何差距。

  薇依觉得我的住宅过于舒适，要搬到罗纳河畔我岳父母的那座已近荒废的老房子里。她每天都来干活，愿意时就在家里用餐。尽管她身体虚弱而且有病（她一直忍受着剧烈头痛的煎熬，还有，几年前染上的胸膜炎对她身体伤害很严重），依然以顽强的毅力干农活，在道旁的树丛中采些桑葚就当一顿饭。她每月把自己的食品配给票的一半寄给政治犯。

  至于精神财富，她更是慷慨大方。每天傍晚工作结束后，她给我讲柏拉图的重要篇章（我从不曾有时间好好学希腊文），她的施教天赋使她的讲课如同创造一样生动。她还怀着同样的热忱和爱心教村里的一个孩子学算术。有时，这种开发智力的渴望会造成可笑的误会。一种崇高的平等思想使她把自己的水准当做普遍适用的参照点，她认为很少有人不能适应她的最高深的教学。我记得，洛林地区有一位青年工人，她认为他身上有某种悟性，便向他大量灌输《奥义书》的精彩篇章。这可怜的年轻人厌烦之极，但出于礼貌和不好意思没有表现出来。

  在熟人之间，薇依是位可爱的、饶有风趣的伙伴：她开玩笑但毫无低级情趣，说讽刺话但无恶意。薇依的知识渊博还可以融会贯通，几乎难以把她的内心世界同外在表现区分开来，这使她的谈吐具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吸引力。可是，她有一个严重的缺点（或是一种少见的品格，这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对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俗套决不让步。她总是向众人谈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如此。这种诚恳首先出于对心灵的深刻尊重，却使她多次遭到麻烦，其中多数很有趣，但有些差一点酿成悲剧。在那个时代，并非所有的真理都可以公开宣称。

  在此，谈不上对她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她可能受到的影响作总结。她除了时时沉浸在福音书中，还对印度教和道教的重要经典作品，对荷马、希腊悲剧，尤其对柏拉图的作品怀着深刻的敬意，她完全从基督教的角度阐述柏拉图。她讨厌亚里士多德，认为他是伟大神秘主义传统的第一个掘墓人。宗教界的圣约翰，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某些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和拉辛也都影响了她的思想。在当代作家中，我只知有瓦莱里（Paul Valery）和葛斯特莱的《西班牙遗嘱》（Testament es-pagnol），她曾同我谈到这本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薇依的爱好和排斥都是断然无法改变的。她坚信，真正天才的创作要求高度的灵性，若不经过内心严格的净化，就没办法做到完美的表达。出于对内心纯净和真实性的关注，她对那些哪怕有一点点刻意追求效果，有一丝不真诚或浮夸的作者们毫不留情：高乃依（Corneille）、雨果（Hugo）、尼采。她认为唯有朴实无华的文笔、心灵的赤裸体现才是有价值的。

  她写信对我说：“表达的用心不仅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和整个内心世界上。只要尚未做到不加修饰的表达，也就触及不到思想，甚至接近不了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写作方式是像翻译那样写作。翻译一篇外文文章时，不会设法从中增添些什么，相反，会虔诚地小心翼翼注重的是什么也不增加。因此，应当努力翻译非书面的文章。”

  在我的农场度过几周之后，薇依感觉自己受到过分的照顾，决定去另一个农场干活，以便作为一个无名者生活在一群不相识的人中间，分担真正农业工人的甘苦。我设法在邻村一个大庄园主那里替她找到一份收割葡萄的工作。一个来月中，她顽强地在那里坚持劳动，尽管她体弱，没有劳动习惯，仍拒绝比她身边那些强壮的农民干得时间短些。她头痛厉害，有时觉得像在噩梦中干活。她对我坦白说：“一天，我问自己是不是已死去，不知不觉入了地狱，我问自己，地狱中是否也要没完没了地收葡萄……”

  经过这段生活之后，薇依回到马赛，她父母在巴黎沦陷之后来到马赛暂居。我曾去她在卡塔卢尼亚街的住处看过她几次，从她的房里可以遥望无际的蔚蓝的大海。在此期间，她父母正准备动身去美国。对不幸的祖国的依恋、渴望分担受尽压迫的亲友的苦难使薇依犹豫再三。最终，她还是决定同行，希望借道美国去俄国或英国能更方便一些。

  1942年5月初，我最后一次见到薇依。她在火车站交给我满满一书包的手稿，请求我读一读并在她流亡期间代为保管。分手时，我开玩笑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对她说：“再见了，在此世或在彼世！”她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对我说：“在彼世，不会再见。”她的意思，是构成我们的“经验的我”的界限，在永生的世界里取消了。我目送薇依在街上慢慢远去。后来我们没再见面：时世中的永恒接触总是极其短暂的。

  回到家里，我浏览了薇依的手稿：十几本大练习簿，逐日记录着她的思想，夹杂着各种语言的摘录，以及纯属个人的评注。在此之前，我只是在《南方笔记》（Cahiers du Sud）见过她用改变字母位置生造的笔名艾弥尔·诺维发表的几首诗和研究荷马的文章。读者在本书中见到的文字均摘自她的这些笔记。我曾有机会再次给薇依写信，告诉她这些笔记让我多么激动。她从奥兰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虽属私人信件，我仍全文照引，因为这封信可以解释和说明出版本书的原因：

  亲爱的朋友，现在似乎真的到了该说“别了”的时候。经常能得到您的消息，这并非易事。希望苍天会垂怜圣马赛尔（Saint-Marcel）这相爱和睦的三口之家。这太珍贵了。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易遭伤害。我要珍爱这生命，而又不能不为之担忧。我从未真正承认：我之外的所有人没有完全免遭不幸的一切可能性。这正是对上帝意志服从的严重失职的行为。

  您说，除了您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之外，您还在我的笔记中发现了您不曾想过的别的问题，而这正是您所期待的东西，那么它们便属于您了。我希望经过您的一番加工，它们有一天会在您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因为，对于一种思想来说，把它的命运同您的命运结合起来要比同我的命运相结合好得多。我感到，在尘世间，我的命运不会好（这并非是说我认为在别处会更好，我不信）。我并不是那种认为把自己与命运联结起来会有好处的人。人对自己的命运或多或少有些预感，但是，我不知道由于何种奥秘，我的思绪似乎不太清楚。对于我头脑中涌现的想法，我别无他求，只希望有良好的依托。我很高兴这些想法寄于您的笔下，经改观以反映您的形象。这会减轻一点我的责任感，以及我思想上的压力，即由于我自身的种种污点，无法为在我面前显现的真理服务，而我似乎觉得真理有时出于意想不到的极度的仁慈屈尊注意到我。我想，您会以我对您诉说时的那种简洁来对待这一切。对于热爱真理的人来说，在写作过程中，握笔的手和同它不可分割的身心以及它们的全部社会外表一样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事情。至少相对于写作行为来说，这是我——对于我本人，也是对您本人，对任何一个我敬重的作家——衡量其重要性的尺度。我多少有些轻视的那些作家的为人，只在这样的领域中对我有价值。

  关于这些笔记，我不知道是否曾对您说过，您能随意把其中的段落念给任何人听，只不过不要把任何一本留给别人……倘若在三至四年之间，您听不到我的消息，您可以认为，这些笔记就完全属于您了。

  我向您说这一切，是为了在离去时精神上轻快一些。我感到遗憾的仅仅是无法把我所思考但不曾发挥的东西告诉您。好在我思考的东西或许并无价值，或许在我身外，以完美的形式存在于某个纯洁之处，在那里不可能会受到任何伤害，因此能随时重新降临我身。于是，同我相关的一切便不会有任何重要性了。

  我还希望，在分别引起的轻微波动之后，不管我会发生何事，您不必感到任何不安。倘若您偶尔想到我，那就像想起童年时曾读过的一本书。我愿意在自己所爱的人心中永不占任何位置，以确信不给他们带来任何痛苦。

  我永不会忘记您慷慨地对我说的和写的一切，这些话即使不可置信——就像我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仍能温暖人心，不失为一种支持。也许太多了一点，我不明白我们是否还能长时间地互通信息，但应当认为这并不重要……

  如果我是圣人，那我本来就能接受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要是我是个卑劣小人，也会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中，我的那个“我”并不作数，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的那个“我”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我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这问题便提不出来了。

  薇依还从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给我来过信，后来从纽约给我寄来最后一封信。德国人占领自由区之后，我们的通信就中断了。1944年11月，我正等待她回法国时，从友人那里获悉，她一年前已在伦敦去世。

  薇依太纯洁了，没什么隐私可言，她谈论自己同谈论其他事情一样简朴。若根据回忆和我们的交谈，我很容易为她描绘一幅表面酷似的肖像，这幅画像的独特性将会使热衷于搜寻生活琐事和趣闻的人感兴趣。但我太热爱她了，我不可能这么做，一位兄长不可能像一个同行作家那样谈论姐妹。此外，给具有特殊风味的精神食粮添油加醋，也会适得其反。因此，我将仅限于勾勒她在我们见面前后那段生活的主要轮廓。

  薇依1909年生于巴黎，曾是阿兰的学生，年纪很小就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并出色地通过了大学及中学哲学教师资格的考试。然后她在多所中学任教，并很早就参与政治活动。不用说，她的革命信念——她公开表白，毫不顾忌职业和世俗的礼仪——使她遇到某些行政上的麻烦事，对此，她持一种超然的轻蔑态度。检察官威胁她，说要处分她直至解职，她微笑道：“检察官先生，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的职业生涯正常的完美结局。”

  薇依参加极的斗争，但从未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仅限于维护弱者和受压迫者，无论他们的政见或种族如何。为彻底同贫苦人共命运，她告公假到雷诺汽车厂工作。在工厂里，她没有向任何人披露自己的身份，干了一年铣床工。她在工人区租了一间房，靠自己劳动的菲薄收入生活，这次生活体验因她患胸膜炎而中断。

  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参与人民阵线，但她决不拿枪，与其说是一名战斗者，不如说是一名鼓动员。一次偶然发生的事故（她不小心把脚烫伤）使她返回法国。在这种不幸事件中以及在她一生中，她深情依恋的父母深受其英雄主义的狂热行为折磨，对她关怀备至，这些关怀无疑延缓了这个任何不纯都无法挽留在尘世的生命的结束。“卡拉马佐夫们从他们卑劣的本性中汲取的力量”，即使人依恋的力量，在薇依身上决然没有……

  在忆及薇依对1940年至1944年造成法国人深刻分裂的重大事件所持的态度之前，我要指出，对她的书简的永恒和超越的内容从政治时事和同党派纠纷有关的意义上解释，是对怀念她的亵渎。任何一种政治派别，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无权仰仗她的声名。她对民众的爱，对一切压迫的憎恨，都不足以把她归为。她对进步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崇拜同样不能把她列为。她把对世间事情的激情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然而，她并不把某种意识、民族、阶级作为偶像。

  她懂得，社会是相对物和恶最适合的领域（她写道：观察社会是同从社会中隐退一样有效的净化方式，因此，我长时间地同政治打交道并没有错）。她也知道，在这方面，超自然的心灵的职责并不在于狂热地拥戴党派，而是站在被压迫者和失败者一边，始终努力重建平衡。

  正因如此，她渴望去俄国。当时俄国正在德国铁蹄下流血。在薇依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观念中，抗衡的概念是基本的：“若已知社会在何处失衡，就应尽己所能，在天秤轻的一端加上砝码。虽然这砝码是恶，但是将它用于这方面，人们也许不会玷污自己。然而，应当对平衡有所设想，随时准备着像正义——战胜者营垒的潜逃者——那样，改变自身的位置。”

  这样的精神状况使薇依自停战起就倾向于今天人们笼统称之为抵抗运动的一边，尽管这运动的缘由和目的各不相同。在她动身赴美之前，曾同法国警察当局有过纠纷，倘若盖世太保大搜捕时薇依仍留在法国，她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薇依一到美国，就想办法加入抵抗组织。1942年11月，她动身去伦敦，在舒曼（M.Maurice Schumann）领导的部门工作了一个时期。她坚持要求把她派往法国执行任务，由于她的种族太易辨认，因此他们没办法满足她的要求。不能亲身经历法国人遭受的险恶，她便要分担他们的苦难，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按配给票证给予的食物数量，这很快使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垮了下去。她忍受着饥饿和肺病的煎熬，终于住进医院。

  在医院里，她为受到某些特殊待遇而深感痛苦。她在我家时，我已经察觉到她性格的这种特征：她对身处某种特权地位感到厌恶，不顾一切地摆脱使她超过一般水平以上的照顾。只有当身处社会底层，同贫苦的、一无所有的民众打成一片时，她才感到自在。她被送到乡下，重见大自然使她心情愉快，但之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薇依最后的情况，我并不知其详。她曾经说过：“弥留，是至高无上的茫茫黑夜，即使完美无缺者也需要它，以实现绝对的纯洁，为此，我宁愿它是苦涩的。”我个人觉得，她的一生历尽艰辛，神恩足以让她平静地离开人间。

  （本文节选自《重负与神恩》的法文版编者序言，[法] 西蒙娜·薇依 著，顾嘉琛 、杜小线月）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的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1931年到1934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教师。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从1940年到1943年，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至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年仅34岁。

  原标题：《西蒙娜·薇依：检察官先生，我一直把解职视为我的职业生涯正常的完美结局 纯粹名家》